繼去年12月有161位聯邦眾議員聯名致函賴海哲貿易代表後，美國國會再次以堅定行動展現不分黨派對台灣的一致支持。
別人關店、他開店，非常時期更要告訴讀者「我在這裡」 今年並不尋常，疫情讓實體書店不好過。沒有河，「至少能看見一片綠地，多好。
當大環境不景氣，大家紛紛把店收起來的時候，你敢選擇一條不同的路，逆勢開店嗎？詹正德的答案是：Yes。誠品書店上半年收了6家，獨立書店沒比較好，台北松菸的閱樂書店縮短營業時間、天母學好書房從實體店轉往線上。因此他與顧客間的關係，並不全然仰賴實體空間的存在，更多是透過網路交流。他舉例，就像從前他們照顧河貓（淡水河附近流浪貓），一顧就是11年。現在的有河書店位在台北市唭哩岸，詹正德觀察到鄰近地區書店正在減少。
重啟有河書店對詹正德，其實是選擇了一種生活的方式。」關於重啟書店的決心與初衷，詹正德曾經這樣說。這也是為何當這些專家注意到新疆政府在2014至2019年間支出快速膨脹時，便預測中國政府正在新疆執行大型計畫。
這些赤字與大量建造再教育營丶新的監禁設施丶孤兒院與其他基礎建設設施有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新疆擁有約2.4萬座清真寺，平均每530位穆斯林民眾就擁有一座清真寺，新疆清真寺總數是美國國內總數十倍還多，人均清真寺擁有數量也比很多穆斯林國家都要高該報告的作者寫道：「中國政府的政策不斷移除與改變許多新疆境內伊斯蘭教的有形文化遺產，這也是他們在新疆改變維吾爾人社交與文化生活的其中一種作法。他認為，習近平在民族相關的用詞上做出明顯調整，象徵中國政府認同維吾爾人與新疆地區其他少數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家庭成員」的論述。
首先，他指出習近平在演說中並未提到，中國政府在新疆建造的大量「培訓中心」或安全相關議題，時常在中國官媒新疆報導中出現的三大元素「分裂主義丶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也並未出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新疆擁有約2.4萬座清真寺，平均每530位穆斯林民眾就擁有一座清真寺，新疆清真寺總數是美國國內總數十倍還多，人均清真寺擁有數量也比很多穆斯林國家都要高。
此外，米華健說習近平演說中提及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政府過去6年在新疆的財政赤字不斷膨脹。他寫道：「習近平在演說中強調『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家庭成員』，且他重申『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教育』必須被納入新疆各層級的教育。此外，雖然受到中國法律保障，新疆境內約30％的文化遺址也遭拆除。」中國外交部9月2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駁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報告，強調「新疆宗教人權得到充分保障，包括新疆維吾爾族人士在內的各族人士各項權利丶自由依法得到切實維護。
習近平把這些民族概念與『伊斯蘭教中國化』做連結，這些概念的實際作法便是摧毀清真寺丶移除宗教聖地與拆除清真寺的穹頂。」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預告摧毀清真寺米華健提到的第三點是，習近平在演說中首次運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來強調中國政府在新疆的少數民族政策，這與2015年時習使用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緊緊抱在一起」說法有所不同。」© 2020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專家：建再教育營致政府赤字對此，美國喬治城大學的新疆議題專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提出了三大要點的評論。
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這些赤字與大量建造再教育營丶新的監禁設施丶孤兒院與其他基礎建設設施有關。
文：William Yang近日西方在聯合國會議上批評新疆人權議題，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週六（9月26日）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中共在新疆的工作「取得重大成效」，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眾的獲得感丶幸福感與安全感不斷增強。這也是為何當這些專家注意到新疆政府在2014至2019年間支出快速膨脹時，便預測中國政府正在新疆執行大型計畫
迄今為止，幾乎沒有人關注今後很有可能會增加的日籍中文作家，及其創作活動之歷史意義。「文武兩道」卓越的加藤，打算進入日本國立大學，但為了幫忙分擔家計，決心前往中國留學，進入北京大學就讀。文：笹沼俊曉（Sasanuma Toshiaki） 書寫中文的非中國人作家 那麼，我們應當探討用中文書寫的當代日本作家。韓國作家許世旭的詩集《雪花賦》、《東方之戀》及散文集《城主與草葉》、《許世旭散文選》、《移動的故鄉》等等。清代末年至民國時期，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處於劣勢，其語言也被逼到現代世界的「邊陲」。二戰後，中國的政治地位提高，但作為經濟語言，中文的市場價值仍舊不高。
加藤的中文著作無法被歸類為所謂「文學作品」，而在二○一二年，日本媒體又揭露他履歷造假，因此，許多讀者可能會懷疑他的作品是否適合當作「學術研究」或「文藝評論」的對象。當時中國的物價較為低廉，而他自己也願意投入處於巨大變化漩渦中的中國首都。
現代日語文學中曾出現許多台灣及朝鮮等殖民地出身作家，以及李維英雄和楊逸等外國出身作家，此背景顯然是在東亞現代史上，日語始終發揮著政治與經濟雙方面的國際影響力。但我們應當注意的是，近來華語的市場價值已逐日攀升，學習中文的人口不斷增加，在此狀態下，雖然為數不多，但有幾位日籍作家已開始用中文開展創作活動，而他們的存在，令人聯想起《日本書記》、《懷風藻》、《日本靈異記》、《菅家文草》等古代日本列島的漢詩文。
然而，中國大陸如今仍有無數的族群，許多少數民族作家以普通話開展創作活動。北京就是這樣成功故事的舞台，中文則是能使人獲得成功的工具。
不過，今後使用中文創作的非中國人、非台灣人、非華人作家，很有可能會逐漸增加。加藤在北京與世界各國的精英交流，因而大開眼界，期許自己能向高處邁進。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牛逼」學生基本上都住在這裡，他們往往是有背景而又有前途的。這種批判性研究雖然非常有意義，但許多人似乎都忽略了，在東亞歷史上，日本列島的語言位居霸權地位的時間，其實僅有近一百年左右而已。
如果我記得沒錯，勺園應該是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建造的，我許多曾在北大留學的日本長輩們——外務省高官、著名學者、著名商社老闆、大銀行總裁等——都是曾經住過勺園一號樓到四號樓的，有一批人目前常駐北京，作為公司管理層、領導層回到當年的留學地點——北京。同時，在北大學生宿舍，他也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留學生。
儘管如此，除了上述這些情況，外國作家的中文創作迄今依然罕見。我們的宿舍勺園簡直是個「小聯合國」，它由一到九號樓組成。
另外，還有台灣原住民作家的中文創作，東南亞也有華語文學的歷史，而台灣本省人原本是以閩南語或客家語為母語，日據時代曾受過日語教育，二戰後，對許多台灣作家而言，用「國語」書寫的創作就等於是非母語文學。初抵北京時，他完全不懂中文，但透過踏實努力的學習，讓他的中文快速進步。
由此可以看出加藤向上晉升的強烈企圖和精英志向。不過，就文明論的觀點來看，加藤的自傳性中文作品《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二○一○），可算是一份值得參考的資料。前往北京的日本青年 二○○○年代末至二○一○年代初，常常在中國大陸上電視節目、被稱為「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的媒體人加藤嘉一（一九八四～），便是代表之一。（中略） 肯定的是，一號樓到四號樓才是真正的勺園——小聯合國。
現代以後，隨著「民族」概念盛行，民眾開始把「中文」、「漢語」、「華語」、「中國語」，視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所有物。我在勺園建立了對我影響深遠的深厚人脈，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某國首相的兒子、某國駐華大使的女兒、某國著名政治家的兒子、某國著名記者的老婆等等，這些都是留學北大獲得的財富。
幸好他天生富有發達的運動神經及健壯體格，於田徑社團顯露頭角並在全國大賽中出場，而他的學業成績也相當優異。瑞典作家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的《另一種鄉愁》。
在二十世紀後的華語文學中，外籍作家的作品有荷蘭作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狄仁傑奇案》。我們都很感恩北大和勺園，把它視為我們的第二故鄉，對它有著家園般的親切感和綿長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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